「一國兩制」是時間換空間
例如「一國兩制」，原先是為了給予香港一個特殊的空間，在結束其殖民地身份時，讓香港人可以延續其原來的制度和生活方式，雙方探索，以時間來換取一個歷史大業的完成。此一歷史大業，起點在一百七十年前的鴉片戰爭，中國戰敗，割讓香港，從此成為西方野心入侵中國的橋頭堡。香港從一小漁村逐漸變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大都市。許多人都把功勞歸諸英國，其實滿清的腐敗才是主因。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，中國在十六世紀前的強盛為甚麼走向衰落？相反，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日趨發展，充滿生機。文化上的攻守之勢，也許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講明，但中國悲劇的形成顯然由來有自。今天活在英國殖民制度下的香港人竟然樂不思蜀，反而對回歸心懷恐懼，覺得失去了香港核心價值，要誓死保護，對「中國化」十分抗拒。每年「七一」，政客都煽風點火，誇大其詞，挑撥群眾上街，各種各樣的口號都有。政府高官出言稍有不慎，或行為稍有不當，都會立即招到辱罵，並將之放大十倍！
政府權威下降
香港人認為這是民主。在我看來，則是民主之哀。民主首先是尊重，一切問題均可商議解決。理性、和平、公開、透明，不須漫罵，更不須挑撥情緒、刺激暴力。十多年前，我們看到台灣立法院議員打群架，國民黨與民進黨互相抹黑、造謠、賄選，手段非常卑劣。後來陳水扁從「台灣之子」變成「台灣之恥」，利用群眾上台後，變成最貪污的總統。香港人都覺得很失望，這樣的民主不是很值得我們反省嗎？當時我亦寫了多篇文章，說我們從台式民主學到甚麼？可惜現在香港似乎正在步當年台灣的後塵，吵得更兇，怨氣更重。現在台灣的民主質素已有所提升，但香港十五年來，政府的威權卻是江河日下，完全處於弱勢。且不說誰是誰非，此情此景，如何施政？
香港的深層次矛盾
這種對立心態的形成，從歷史反溯，顯然與中國革命、共產黨執政有關。香港上一代大部分都是難民，這是先天矛盾。六十年來，中國前期政治運動不斷，令人心寒；後期鄧小平改革開放，經濟起飛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成果斐然，但貪污腐敗，缺少法治精神，令人詬病，無法產生信任。孔子說：「民無信不立」，政治的核心，就是「民信之矣」。這一點，國內還未建立起來，於是形成和香港在政治文化上的對立。香港講民主，同時出於自身安全上的考慮，希望國內亦講民主，尊重法律，讓人民獲得相對的自由。香港人為甚麼那麼介意平反六四，乃至國內的人權狀況？就是恐懼有一天會降臨到自己頭上。井水犯河水，其實是出於歷史原因，香港人沒有安全感。
這就是深層次矛盾，也就是鄧小平的英明設計「一國兩制」提出的歷史背景。它本身就內含矛盾，但不須立即消除，而是在「一國」之下，等待時機。毛澤東說：「一萬年太久，只爭朝夕。」他這樣急，就把人迫瘋了。為甚麼不放緩呢？理智點，努力點，創造一些條件，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和中國可以慢慢靠近。香港不須執着一些自以為普世的西方核心價值，例如權利，在十七世紀洛克提出來的時候有其必須，新興的資產階級有其鬥爭對象（王室）。但今天此觀念已變質，人人都想膨脹自己的欲望，有甚麼正當理由呢？有甚麼根據呢？人人都有權利，當彼此衝突的時候如何處理呢？處理的原則又是甚麼呢？是互相要求還是互相禮讓呢？如果我們放下自己的權利，對方是不是也會放下呢？我們為甚麼寸步不讓呢？我們為甚麼不能相信別人的心呢？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除了鬥爭就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了嗎？我們的思想為甚麼不能上升一個層次，看到更多的空間呢？換言之，民主的質素為甚麼不能提升呢？
領導人必須登高望遠
這就是十五年來的悲劇，香港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。香港和自己的國家不能建立起互信，反而背馳得更遠。這不是悲劇是甚麼？結果香港的局面沒有打開，政府的功能沒有發揮，反而處處受阻。同是那批人，回歸前被譽為「全世界最優秀的公務員」隊伍，回歸後竟然成為跛腳鴨，橘逾淮為枳，也太可憐了！
固然，在民主國家，政府受人民監督，政府官員不易為。但這是「事上磨練」，身為領導人，除任事外，還要登高望遠，帶領群眾。這就必須有觀念、有方向、有思想、有說服力、有堅持、有行動、有成果。解決問題固然可以從小處下手，但不能老是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只見樹木，不見森林。政策的背後，必須有理論根據、更高的價值根據。
我們這樣的要求，對從來沒有受過思想訓練的行政官僚來說，也許太苛。但鑒於十五年來，時間浪費，人才不出，沒有對應核心問題，致「一國兩制」愈走愈遠，心所謂危，才直言道出。
今天新政府上場，能從一個歷史的高度、文化的高度來改弦易轍嗎？還是陳陳相因，置核心問題於不顧？中國在改變中，香港也要改變。否則，香港沉淪，誰人稱快？香港的經濟發展、管治水平，已經落在新加坡之下了，是不是還要向下跌呢？
* 原刊《法燈》361期
例如「一國兩制」，原先是為了給予香港一個特殊的空間，在結束其殖民地身份時，讓香港人可以延續其原來的制度和生活方式，雙方探索，以時間來換取一個歷史大業的完成。此一歷史大業，起點在一百七十年前的鴉片戰爭，中國戰敗，割讓香港，從此成為西方野心入侵中國的橋頭堡。香港從一小漁村逐漸變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大都市。許多人都把功勞歸諸英國，其實滿清的腐敗才是主因。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，中國在十六世紀前的強盛為甚麼走向衰落？相反，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日趨發展，充滿生機。文化上的攻守之勢，也許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講明，但中國悲劇的形成顯然由來有自。今天活在英國殖民制度下的香港人竟然樂不思蜀，反而對回歸心懷恐懼，覺得失去了香港核心價值，要誓死保護，對「中國化」十分抗拒。每年「七一」，政客都煽風點火，誇大其詞，挑撥群眾上街，各種各樣的口號都有。政府高官出言稍有不慎，或行為稍有不當，都會立即招到辱罵，並將之放大十倍！
政府權威下降
香港人認為這是民主。在我看來，則是民主之哀。民主首先是尊重，一切問題均可商議解決。理性、和平、公開、透明，不須漫罵，更不須挑撥情緒、刺激暴力。十多年前，我們看到台灣立法院議員打群架，國民黨與民進黨互相抹黑、造謠、賄選，手段非常卑劣。後來陳水扁從「台灣之子」變成「台灣之恥」，利用群眾上台後，變成最貪污的總統。香港人都覺得很失望，這樣的民主不是很值得我們反省嗎？當時我亦寫了多篇文章，說我們從台式民主學到甚麼？可惜現在香港似乎正在步當年台灣的後塵，吵得更兇，怨氣更重。現在台灣的民主質素已有所提升，但香港十五年來，政府的威權卻是江河日下，完全處於弱勢。且不說誰是誰非，此情此景，如何施政？
香港的深層次矛盾
這種對立心態的形成，從歷史反溯，顯然與中國革命、共產黨執政有關。香港上一代大部分都是難民，這是先天矛盾。六十年來，中國前期政治運動不斷，令人心寒；後期鄧小平改革開放，經濟起飛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成果斐然，但貪污腐敗，缺少法治精神，令人詬病，無法產生信任。孔子說：「民無信不立」，政治的核心，就是「民信之矣」。這一點，國內還未建立起來，於是形成和香港在政治文化上的對立。香港講民主，同時出於自身安全上的考慮，希望國內亦講民主，尊重法律，讓人民獲得相對的自由。香港人為甚麼那麼介意平反六四，乃至國內的人權狀況？就是恐懼有一天會降臨到自己頭上。井水犯河水，其實是出於歷史原因，香港人沒有安全感。
這就是深層次矛盾，也就是鄧小平的英明設計「一國兩制」提出的歷史背景。它本身就內含矛盾，但不須立即消除，而是在「一國」之下，等待時機。毛澤東說：「一萬年太久，只爭朝夕。」他這樣急，就把人迫瘋了。為甚麼不放緩呢？理智點，努力點，創造一些條件，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和中國可以慢慢靠近。香港不須執着一些自以為普世的西方核心價值，例如權利，在十七世紀洛克提出來的時候有其必須，新興的資產階級有其鬥爭對象（王室）。但今天此觀念已變質，人人都想膨脹自己的欲望，有甚麼正當理由呢？有甚麼根據呢？人人都有權利，當彼此衝突的時候如何處理呢？處理的原則又是甚麼呢？是互相要求還是互相禮讓呢？如果我們放下自己的權利，對方是不是也會放下呢？我們為甚麼寸步不讓呢？我們為甚麼不能相信別人的心呢？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除了鬥爭就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了嗎？我們的思想為甚麼不能上升一個層次，看到更多的空間呢？換言之，民主的質素為甚麼不能提升呢？
領導人必須登高望遠
這就是十五年來的悲劇，香港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。香港和自己的國家不能建立起互信，反而背馳得更遠。這不是悲劇是甚麼？結果香港的局面沒有打開，政府的功能沒有發揮，反而處處受阻。同是那批人，回歸前被譽為「全世界最優秀的公務員」隊伍，回歸後竟然成為跛腳鴨，橘逾淮為枳，也太可憐了！
固然，在民主國家，政府受人民監督，政府官員不易為。但這是「事上磨練」，身為領導人，除任事外，還要登高望遠，帶領群眾。這就必須有觀念、有方向、有思想、有說服力、有堅持、有行動、有成果。解決問題固然可以從小處下手，但不能老是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只見樹木，不見森林。政策的背後，必須有理論根據、更高的價值根據。
我們這樣的要求，對從來沒有受過思想訓練的行政官僚來說，也許太苛。但鑒於十五年來，時間浪費，人才不出，沒有對應核心問題，致「一國兩制」愈走愈遠，心所謂危，才直言道出。
今天新政府上場，能從一個歷史的高度、文化的高度來改弦易轍嗎？還是陳陳相因，置核心問題於不顧？中國在改變中，香港也要改變。否則，香港沉淪，誰人稱快？香港的經濟發展、管治水平，已經落在新加坡之下了，是不是還要向下跌呢？
* 原刊《法燈》361期
本文作者霍韜晦教授，為當代著名思想家、學者，亦為本港及海外多項教育文化事業締造者，如法住機構、東方人文學院、喜耀書屋、喜耀生命教育中心、喜耀粵西學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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