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人是漁夫

經濟學101有出名的「界外效應」（Externalities），書本上一般用「工廠和漁夫」的例子去解釋負面的界外效應（Negative Externalities）。簡單來說，假設工廠設在河的上游，而在同一條河的下游，是漁夫在打漁；由於工廠在生產過程中產生污染，影響水質，導致下游的魚死亡，令漁夫漁獲大減。換言之工廠賺錢，無辜的漁夫卻要為此埋單。經濟學上稱這種隱性而影響別人的生產成本，為負面的界外效應，而解決方法就是要工廠為環境污染付上代價，以補貼漁夫的損失。

這個理論非常簡單，但現實中，我發現世事竟然相反！

試想想，如果要漁夫出錢，買斷工廠的污染，使工廠不再生產，從而使漁夫可以重獲生計，這又是否合理呢？誠然如果漁夫非常有錢，而下游都是高價值的鮑魚龍蝦；同一時間，工廠的產值又非常低，漁夫便有條件「買起」這間工廠，使工廠不再污染游魚。這個做法對有錢的漁夫來說，由於「有數為」，無可厚非；不過，這違反了「污者自付」的原則，只能算是權宜之計，而非社會政策的標準。

柴油車排廢氣市民付費

現實中，受害者要為污染者埋單的例子常有發生，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資助商業柴油車車主換車計劃。

根據香港大學的達理指數，2012年由於香港空氣污染而造成的實際經濟損失是33億元，無形的經濟損失是363億元，因此而提前死亡者達3,000人。汽車路邊排放是空氣污染其中一大源頭（貢獻30%的懸浮粒子），而商業柴油車（雖然只佔總車輛的20%）就貢獻了其中88%的懸浮粒子。簡單的計算，商業柴油車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就是（每年）：8億元實際經濟損失，95億元的無形經濟損失，差不多800條人命；如果假設現有商業柴油車的平均壽命是15年，這些商業柴油車帶來的社會總成本，就是：130億元實際經濟損失，1,400億元無形經濟損失，差不多1.2萬條人命。

商業柴油車就是上文的「工廠」，香港市民就是「漁夫」。照道理，是應該工廠付漁夫，而不是倒轉；就算漁夫要付錢給工廠，也只是權宜之計，肯定算是特別的社會福利的一種。

政府資助變相鼓勵污染

所謂權宜之計，牽涉到另一個經濟論題，就是少數利益團體所能爭取的福利政策；從比例來說，愈少的團體所能爭取到的利益愈大，也是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、芝大的經濟學者Gary Becker幾十年前所寫的《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》所論述的結果。之前的資助商業柴油車車主換車計劃，對歐盟前（Pre-Euro）的車換車資助是12%，而對歐盟I期和歐盟II期的資助則是18%。政府近日放風，指未來施政報告將致力打擊路邊空氣污染，於是少數利益團體（商業柴油車業界）便跳出來獅子開大口，索價30%。如果根據Becker的理論，不幸又給了少數利益團體進一步多拿社會特別福利，只會鼓勵污染者（工廠）不再為自己對社會帶來額外成本而負責，事事由香港市民這些「漁夫」埋單，實非市民之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