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爭唔妥協 隨時勁過反高鐵

新社運的出現，相較舊社運，令政府更難應付、暈頭轉向，其中包括以下原因：

新社運人士在菜園村清拆抗爭中，訴求具意識形態性，沒妥協空間。

一）儀式化vs逼進死角的抗爭

香港以往的一些示威常客，即使那些被視為較激進的，其示威也已經被視作一種例行的儀式，目的只是爭取電視螢屏以及報章版面的一些曝光，好有個交代。於是陷入記者來採訪就有所行動；記者採訪完畢就結束行動的處境，因而對政府構成的壓力很有限。
這類例行公事，對政府高官來說，根本不難應付。最重要的是當遊行示威完畢，記者向官員討回應時，你能應對得體，就不會有人再加深究。
問題是如今的新社運卻往往出現鍥而不捨的抗爭及衝擊，就如前幾年的保護天星碼頭抗爭，不是傳統上的行動完成後就「和平散去」，而是不停折返，再三衝進去抗爭；早前的反高鐵運動也一樣，群眾長時間集結在議會外，令傳媒不得不持續跟進報道，也令更多的市民加入，結果是使政府、政客以至整個政壇的神經也動起來！當群眾不是循例、儀式性地，而是反覆、持續性地去佔據現場，就會把一場遊戲性質的媒體「秀」，轉化成一場真正的政治危機；而政府也要收起那種由「應對得體」掛帥的「政治公關」心態，轉為認真處理危機。香港政府狼狽的原因是，他們要面對的，是一群全新的、他們一無所知的對手；對手採用的是會把政府逼進死角的行動邏輯。

二）全方位vs單一議題

香港政府過往與政黨交手，對方通常都是全功能、多方位、多議題的組織，因此談判和討價還價的空間往往較大，可能在一項政策上讓步，以換取政府在另一項政策上的禮尚往來。雙方因此不會輕易陷入僵局。
問題是政府這次面對的是一群緊抱單一議題的對手，無法在不同政策之間「拉上補下」，因此，難有妥協和政治交易的空間。所以，視政治為妥協之藝術，習慣了政治交易的官員，頓時束手無策。

出格的示威者陳巧文，正好反映了80後社運不一樣的色彩。

三）「有來有往」 vs 「一次性」

「有來有往」與「一次性」博弈之間的最大分別，就是前者總要為對手留下後路，「日後好再相見」，畢竟對方是要持續交手的官員。所以大家守一定的「江湖規矩」，不會使用過激或針對個人的手段。
但新社運中，政府面對的是完全沒有這類概念的對手。沒有人想和你長期糾纏，他們只要「一次性」和你在某單一議題中火併，根本不理會你是哪一個，很多出軌的手段也用得上。

以往的示威常客，其抗爭被視作一種例行的儀式。

四）傳統組織動員vs網絡

傳統政黨呼籲群眾上街總是大張旗鼓，一級級（從政黨中央到地區支部等）進行動員，再加上個別支持媒體的搖旗吶喊。因此，政府可以料敵先機，做好應變的準備。
但新社運，正如主事者所言，很多決定都有即興、臨時的性質，以互聯網和手機短信互通消息，並無特別的指揮或發號施令者，每個示威者都可以站出來做領導，發動網上召集。這也是政府防不勝防的原因。新時代的網絡和手機政治，為社運提供了無限的空間、靈活和彈性。

五）階級vs後物質主義議題

其實早在1970、1980年代，新社運就已在歐洲興起。隨着社會漸趨富裕，社會運動關注的議題，漸漸由階級分配，轉變成一些後物質主義的議題，如環保、集體回憶等，變得更具有意識形態性，更難容得下折衷、妥協的空間，超越了原有政黨政治的框框。
經濟分配議題，容易妥協折衷，稅率、福利金額、最低工資等，像是一道持續的光譜，容許爭議雙方討價還價。而保育等議題，牽涉非此即彼的價值，如「不遷不拆」之類的訴求，沒有妥協的空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