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熟的人的應有表現，不但不與法治衝突，更是法治的根基。
不過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儒家認為只要通過學習，人人都可以成為一個道德的存在，都知道何者為善、何者為惡？並為善去惡。但歷史中，中國的問題就在這裏：既然人人都具備這種向善的能力，於是，對客觀的刑罰、法制，並未有充分、全幅的重視。
撰文：霍韜晦教授
儒家重德治而輕法治
所謂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孔子充分認識到：如果只以懲罰來阻嚇犯法者，後果是怎樣呢？就是「民免而無恥」，即是說如果他犯法，但是沒有被發現，他就會沾沾自喜，洋洋自得，以為過了關；他可能還會說：「罰不到我了，看我多本事！」十分無恥。所以這個世界便會變成無恥的世界。所以要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，通過文化、道德的教育，來薰陶他，來開發他的性情；即使他犯法，也會「有恥且格」。他會因為自己犯過失而覺得羞恥，然後要求自己改過。把德治和法治兩個領域對比，儒家是重德治而輕法治的。
儒家贊成專制極權嗎？
一般人認為中國是「人治」，西方是「法治」；人治表示落後，法治表示先進，所以我們要打倒人治，建立法治云云。他們還有一根據，就是看中國歷代的帝王，很多十分醜惡，專制獨裁，做了很多殘暴的事。為甚麼過去中國不能夠建立法治，限制帝王的權力呢？這個批評如果從歷史的現實來看是不錯的，但是我們不可將現實政治上的醜惡歸咎於儒家，難道儒家贊成專制極權嗎？當然不是。儒家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文化，它的理想，是從人的最深的性情來看人，對人樂觀；也可以說它對人看高了。人在現實上，畢竟有其生物性、本能性、私欲性的一面，所以西方人先講法規，先講制度，目的就是防範，對人性的陰暗面知得比較清楚。
真正主張人治的是法家
對這一面，儒家不是不知道，但單講懲罰，單用威嚇，是沒有用的，對人的成長沒有幫助。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是「德治」而不是「人治」，儒家從來沒有贊成人治。在中國歷史裏，真正主張人治的是法家，法家所代表的是專制獨裁的政體。儒家主張德治，何謂德治？如上文所說，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就是德治，要求統治者自己以身作則，所謂「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你能夠做到，老百姓就會以你為榜樣。所以說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」。再進一步，儒家所講的德治，實際上是一種領袖行動學，不尚多言，所以也是一種「無為」。雖然道家亦講「無為」，但與儒家不同，道家是從一個恬淡虛無、不要干擾人民生活和生產的立場出發，讓出空間，人民自然懂得生活。但是，儒家所講的無為不是這樣。儒家的「無為」，是君主先要自己做榜樣，德治不是理論，而是在上位者的人格表現、道德實踐。所以說「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？夫何為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」（《論語．衛靈公》）又如孔子稱讚他的學生冉雍說：「雍也可使南面」。為甚麼？因為冉雍「仁而不佞」，而且深明「居敬而行簡」之理。所以儒家的德治，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制度，不如說是一種教化。它首先要求人主、要求統治者修身，也就是有權力的人要先有道德，這才能善用權力。西方人由於對人不信任，亦沒有一套教養哲學，所以下手就要防止。我們必須明白此中分野，才能對中國文化的德治，給予正確評價，而不是人云亦云，隨意亂說。
對人君的教化不容易
不過，從現實往上看，儒家的理想的確是太高了，對人君的教化很不容易；而現實的人性，在獲得權力之後更容易釋放出來。所以歷史上，儒家的政治理想與統治者的權力慾經常發生衝突。由先秦以後，一直到近代，這種衝突從未停止過，真是中國文化的悲劇！儒家空有德治理想而無行德治之人，這個問題值得深思。
有民本思想 缺少制度
是不是儒家的德治不切實際？空想主義？還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智慧？人性問題、性情問題、現實問題、歷史問題、方向問題，這些問題是否不可調解？的確不是三言兩語，暫時無法再講。但儒家當時的確是把理想寄託給有德的天子，所以孟子的學生萬章問堯舜禪讓：「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」孟子答：「天與之」。但「天不言」，怎知你是真命天子呢？孟子說，天會「以行與事示之」，即絕不是私相授受。甚麼意思呢？我們要知道天意，就得從百姓那裏聽聽那些謳歌者的歌。在古代社會，天子是否幹得好，民間會有反應，以詩歌的形式表現，十分公道。所以有所謂「采風」之說，詩歌即今天所謂民意，采風不正是收集民意嗎？收集民意，看看民間是否接受他的政治措施。所以孟子說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，將天命這個神秘的政權根據拉回人間，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和進步。孟子講人君要行仁政，甚麼叫「王」？如果你能夠行仁政，便是「王」，其他國家的老百姓自然會移民到你這裏；如果老百姓背棄你，就是因為你表現不好，所以民心向背，「得民者昌，失民者亡」。所以老百姓才是政治的主體，老百姓才是政治的主人：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，是老百姓來選擇你，而不是你來選擇老百姓。這是一種很強的民本意識，它所缺少的，只是制度的建構，以落實民主；亦缺少民意上達的客觀機制，不能保證，這是事實。以西方民主政治的標準看來，尚有不足。
醜惡的人性論禍害更大
這一方面與歷史局限有關，中國當時行的是封建貴族政治，權力自上而下，儒家唯一能作的，是挖深人性，以展現希望。如果說錯，就是因為她將人看得太好。那麼，是不是應該將人看得差一些，建立一套醜惡的人性論才對呢？當然不是。醜惡的人性論禍害更大。如果人性醜惡，幸福的世界便永遠成為幻想，人類亦不會有希望。所以我們先要體會儒家，她肯定人的善性，首先有其人類歷史發展上的必然，其次才是人性論的真假問題；而「真假」亦有層次之分，不能簡化為一端。
摘自《天地悠悠》，
法住出版社 (www.dbi.org.hk)
本文作者霍韜晦教授，為當代著名思想家、學者，亦為本港及海外多項教育文化事業締造者，如法住機構、東方人文學院、喜耀書屋、喜耀生命教育中心、喜耀粵西學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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